也许你不知道汪胡桢，但你一定听说过“水库”这个词。水库，reservoir，上个世纪初李仪祉先生最初在课堂上讲授外国模型时，还没有一个合适的译名，他对学生说：“这片水体，外语叫Reservoir，意思是储蓄处。我国古书上叫它为‘陂’或‘塘’，都是单音节字，叫起来不顺嘴。你们思考一下，为它取个双音节的名字。”汪胡桢当晚辗转反侧，忽而灵光乍现：水库！并口占一绝：“从来粟米聚成仓，而今雨水也入库。蓄潦济旱能发电，五谷丰登百工富。”第二天，他的“水库”译名报告李仪祉，从此全国通用。

也许你不知道汪胡桢，但你或许去过梅园新村。梅园新村，曾是国共南京谈判期间中共代表团办公驻地，其中30号更因周恩来总理工作和生活过而闻名遐迩，每天怀着敬意前往瞻仰的人络绎不绝。而梅园新村30号的设计和建造者，正是汪胡桢。

汪胡桢，1897—1989，浙江嘉兴人，曾祖父姓胡，曾祖母姓汪，因曾祖父入赘于曾祖母汪家，故后代皆取复姓汪胡。他是我国第一所水利高等学府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的首届毕业生，他是中国水利工程学会创始人之一，他是亚洲第一座大型钢筋混凝土连拱坝工程——佛子岭水库大坝的总设计师，他经历过旧社会的苦难，把毕生的聪明才智倾注到祖国的水利事业，为我国水利工程建设、水利科学研究和水利人才培养作出了巨大贡献。钱正英这样评价他：“汪胡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水利专家。作为一位中国水利事业的开拓者，他背负着中华民族的忧患，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弟子，修建了一座又一座的水利工程，留下了一部又一部的科学著作。他既是一位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科学家，又是一位理论联系实际，不断学习、不断进取和无私无畏的科学家。”

首届特科班学生

汪胡桢15岁丧父，家境贫寒，靠姑母接济继续学业，18岁时，看到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的招生简章，既不收学费，还允诺毕业后可在导淮工程中分配工作，让身处“毕业即失业”大环境的他非常心动，和同学沈宝璋、许寿祖一同报考，并都获录取。1915年3月15日，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正式开学，汪胡桢成为首届特科班学生，学业两年，毕业时以排名第二的成绩被全国水利局录用（其他二人为顾世楫、吴树声）。

特科毕业生姓名通讯记载于《河海月刊》第二卷第一期（汪幹夫即汪胡桢）

返校任教

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，张謇“借款导淮”计划落空，原定的“淮役大工”成为泡影。汪胡桢虽受聘于全国水利局，但其实没什么事干，在北京“混”了三年，所学知识得不到发挥，对未来愈加迷茫。恰逢许肇南先生来京，便向其诉苦，后随其返校，在河海教授高等数学和水力学。

1921年(左）和1924年（右）河海工科大学教授科目表（汪幹夫即汪胡桢）

两年后，即1922年，南阳兄弟烟草公司简照南先生出资选送学生出洋留美，礼聘国内知名学者命题、阅卷，登报公开招考。汪胡桢毅然报名投考，一举击中，后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水力发电工程，成为我国出国学习这门工程最早的人，翌年秋，毕业论文被批准后获土木工程硕士学位。

留学期间，汪胡桢游遍美国各流域，参观他们的闸、坝、堤、渠等并于返国时道经欧洲，参观英国、法国、瑞士、比利时、荷兰、德国等国的先进水利工程，获益匪浅。

再度执教

1924年，汪胡桢留学归来。此时，许肇南已辞去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校长一职，在时任校长杨孝述的邀请下，汪胡桢再次返回母校，重执教鞭。除基础学科外，汪胡桢还挑起了力学、水工学等专业课的教学重担。同时，他从美国带回的教课片《水的故事》（the story of water）作为讲课前给学生放映的直观教材，被许多工科高等学校借用。直到1927年，北伐战火烧近江苏，河海工科大学被迫停课，汪胡桢不得不离开心爱的母校。

《记我国早期的水利工程学校》，1982年8月 

《记河海工科大学》刊于《淮河志通讯》第一期第一篇，1988年4月

校情余音

汪胡桢与“河海”的情缘并没有因为离开而结束。1935年，时任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处设计科长的汪胡桢，向处长茅以升，副处长郑肇经、张含英等建议利用工赈余款造就水利人才，汪胡桢作为主考，录取了严恺、张书农、王鹤亭、伍正诚、粟宗嵩、徐怀云、薛履泰等分赴英、美、德、法、荷留学。他们都早早地成为我国卓越的水利专家。其中，严恺、张书农、伍正诚，与日后河海大学的发展密切相关。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，南京大学、交通大学水利系，同济大学、浙江大学土木系水利组，以及华东水利专科学校水利专修科合并，组建华东水利学院（河海大学的前身），严恺和张书农同时担任筹备委员会委员，严恺后任华东水利学院院长，他们三人作为建院时期的首批教授，为学校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汪胡桢晚年仍然关心学校发展，先后撰写《记我国早期的水利工程学校》、《记河海工科大学》，回忆母校点点滴滴，尽其所能为学校提供老河海的校史资料，对我国水利史、水利教育史、水利人物志编纂的促进功不可没。

汪胡桢与中国水利工程学会

中国水利工程学会于1931年成立，当时国民党政府不重视水利建设，水利行政不统一，水利工作者处于涣散状态。针对这种情况，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会同李书田、张含英、须恺、孙辅世、汪胡桢、张自立等人，倡议创立中国水利工程学会，“以联络水利工程界同志，研究水利学术、促进水利建设”。学会成立后，汪胡桢多次被选为董事会成员，并长期担任出版委员会主席，负责主编会刊《水利》。该刊自1931年7月至1948年3月，累计出刊15卷89期（每6期合为一卷），其中，汪胡桢主编了自1931年至1937年的13卷75期（其中第13卷只有3期）。

中国水利工程学会会刊《水利》第一卷第一期

汪胡桢与佛子岭水库

新中国成立以后，中央人民政府设立治淮委员会，曾山任主任，曾希圣任政委，吴觉任秘书长，汪胡桢任委员兼工程部长，共同制定了治淮总计划——《治淮方略》，并由曾山、钱正英和汪胡桢三人向周恩来总理亲自汇报并获得批准。《治淮方略》开启了新中国治理淮河的新篇章，其中安徽境内佛子岭水库规模最大，技术问题最复杂，汪胡桢自告奋勇主持这个水库的设计与施工任务。

1951—1954年，汪胡桢任佛子岭水库工程指挥部总指挥，主持建造佛子岭水库。佛子岭水库被誉为“新中国第一坝”，是中国第一座，也是亚洲第一座大型钢筋混凝土连拱坝工程。之后其又在梅山水库建成了当时世界上最高的连拱坝，使我国的筑坝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，提高了我国水利工程技术在国际上的威望和影响，汪胡桢开创了连拱坝在我国水工建筑史上的新纪元，由此获得“中国连拱坝之父”的称号。同时，在修建佛子岭水库时，汪胡桢带领一批知识分子边干边学，亲自讲授“坝工设计通则”、“佛子岭连拱坝的初步设计”等课程，被亲切地称为“佛子岭大学”的校长。“佛子岭大学”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专业技术人才，他们在水库竣工后奔赴各大水利水电建设工程，为新中国水利水电事业做出重要贡献。

1955年，汪胡桢被聘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（院士）。他晚年回忆自己的一生时说：“我没有什么才干，我只不过能抓住一切机会勤奋学习，学到一点切合实际应用的水利技术，能为国家做一些水利工程，教导出若干优秀的水利人才罢了。”光而不耀，静水流深。汪胡桢先生渊博的知识、卓越的才能、高尚的人格为后世树立了不朽的丰碑，值得我们传颂和学习。（来源：档案馆）